50年50人|“恐龙达人”邢立达:我们让“大雄”圆梦了

更新时间:2022-09-20 09:23:06 阅读次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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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,邢立达和他的团队将发现的新恐龙足迹命名为“野比氏实雷龙足迹”——以《哆啦A梦》主角野比大雄命名。有很多素不相识的日本人士给他写电子邮件,“反馈都很正面”(04:28)
【编者按】

1972年9月29日,中日签署《中日联合声明》,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。

五十载冷暖起伏,半世纪沧桑巨变。共同的记忆、特别的联结、持续的接力,过往的中日友好瞬间,观照着当下时代激流里的行与思。

澎湃新闻联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,推出“50年50人”专题报道,对话50载中日关系的塑造者、开拓者、践行者,展望未来全球变局下中日关系“下一个50年”。

“为什么暴龙那么大,‘手’那么小?”一名小女孩问。

“因为暴龙的头很大,‘手’小才能保持重心平衡。”视频连线中,远在日本的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副馆长真锅真认真解释道。

“暴龙的‘手’这么短,怎么挠痒?”随后,一名小男孩问。

“可能可以蹭。就像其他动物一样,身上痒了可以找个地方蹭一下。”古生物学者、科普作家、中国地质大学(北京)副教授邢立达笑着答道。

这是不久前在日本驻华大使馆举行的中日恐龙交流会中的一个场景。这样的场景对邢立达来说,再熟悉不过。作为科普作家、恐龙达人,邢立达很乐于为孩子们进行有关恐龙知识的科普。

去年,邢立达和他的团队还因将发现的新恐龙足迹命名为“野比氏实雷龙足迹”(Eubrontes nobitai)——以日本漫画《哆啦A梦》主角野比大雄命名,而受到中日两国网友关注。

邢立达说,这一命名引发关注后,有很多素不相识的日本人士给他写电子邮件,或者在他的脸书上留言。有人是表示非常感谢,说他算是圆了他们的梦想;有人向他表示,他们也很喜欢中国的恐龙,等等。“不管是从科普的角度,还是从拉近中日两国人民关系的角度来说,这次命名的反馈都很正向。” 邢立达说。

2022年7月30日,邢立达(台上)在中日恐龙交流会上做分享。澎湃新闻记者 程婷 图

对恐龙近乎痴迷的邢立达去过日本很多恐龙博物馆,并与日本学者有着频繁的学术交流往来。在他看来,不管是对中日还是其他任何国家来说,加强交流都是消除误解的一个好办法。

“恐龙深受包括中日在内的各国小朋友、年轻人的喜爱,而中国很多地方有国宝级的恐龙化石,我觉得恐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的载体、桥梁。”邢立达表示,他在跟日本同行沟通,希望疫情形势好转后,能为中国民众做一场关于日本恐龙或日本恐龙足迹的科普,同时也把中国的一些有特色的恐龙或恐龙足迹介绍给日本的小朋友,以此促进中日双方学科交流、青少年交流。

“恐龙是没有国界的,我们可以用恐龙之间的无距离去拉近中日之间的距离。”邢立达说。

以日本动漫主角之名为新恐龙足迹命名

澎湃新闻:2021年,您和您的团队将在四川泸州新发现的恐龙足迹命名为“野比氏实雷龙足迹”(Eubrontes nobitai),初衷是怎样的?

邢立达:2007年开始,我们就在四川盆地做了大量的探索,发现了一批足迹的新类型,即新种或者是新属。物种概念中分“界、门、纲、目、科、属、种”,“种”一级是最小的单位。

我们经常有一些小烦恼,就是发现一个物种后到底给它起什么名字。那几年我们发现的新物种比较多,曾以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名字命名过足迹新物种,也曾经把一些“种”名定为“中国某某足迹”,还曾根据新物种发现地的一些民间传说进行过命名。

去年发现新恐龙足迹时,我们想了很久,觉得用地名来起的话比较单调。后来想到我们课题组出去考察之前,大家一起看了电影《哆啦A梦:大雄的新恐龙》。我们的组员都蛮喜欢大雄这个角色,后来我灵光一闪:把名字给野比大雄,大雄就圆梦了。

因为在漫画、动画片里,大雄都提过他老是被欺负。他还说过“你们现在欺负我,以后我成为学者,要以我的名字命名一只恐龙”这类的话。我们当时觉得他还是挺有志气的。而且我想到我小时候跟大雄有点像——性格偏内向,朋友也不是很多。大雄很幸运,他有机器猫哆啦A梦可以陪他;我一般没人陪,恐龙可能是让我找到归属感的一个东西。所以,取这个名字多少是因为我在某些方面能够跟大雄共情。

澎湃新闻:“野比氏实雷龙足迹”这一命名出来后受到中日网友的广泛关注,不少人认为此举架起了中日友好的桥梁。您对此怎么看?命名之初,您预料到会引发这么高的关注度吗?

邢立达:这么高的关注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生物领域的命名中有很多比较特殊的,像这次影响这么大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。其实此前我们还以日本电视动画《火影忍者》中的技能“螺旋丸”给来自缅甸琥珀中的一种奇怪的果实化石命名,叫“尖刺螺旋丸”。

这次命名引起这么大的关注,可能是因为《哆啦A梦》在日本是一个国民级的漫画,它承载了很多人的童年回忆。而且,野比大雄是一个比较弱势的角色,他可能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共情,会让人有一些代入感。

我也知道,有些网友有疑问:我们中国发现的足迹为什么用日本的一个角色来命名?其实,这种命名对科学家来说有时难以面面俱到。总体来说,大众对这次命名的反馈还是比较正面的。

澎湃新闻:回头再看,您怎么看“野比氏石雷龙足迹”这一命名的意义?

邢立达:从学术上讲,命名是为了记录一种新的恐龙足迹形态,方便我们讨论古生态或古环境信息等。

从科普角度讲,这次命名引起大家这么大关注后,很多人会去了解到底什么是恐龙足迹,或者什么是恐龙足迹的命名系统等等,进而会主动去拓展与恐龙有关的知识。如果这次命名能吸引一些普通人去关注恐龙有关的知识,我觉得这就是一次很成功的科普。

从中日关系来说,我还挺开心的。因为这次命名引发关注后,有很多素不相识的日本人士给我写电子邮件、在脸书上给我留言。有的人是为对我表示非常感谢,说我圆了他们的一个小小的梦想;还有的人告诉我,他们也很喜欢中国的恐龙,等等。总之,反馈都很正面。

因儿时看日本影视作品而对恐龙产生浓厚兴趣

澎湃新闻:听说您是《哆啦A梦》的粉丝,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《哆啦A梦》的?您平时还关注哪些方面的日本影视作品?

邢立达:我们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这一代人,小时候刚好接触到了一些从日本引进的动漫。

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,《哆啦A梦》《圣斗士》《七龙珠》等漫画都很受欢迎。相比而言,《哆啦A梦》是最温馨的一部动漫。里面没有打打杀杀的场景,每一集都有一些大开脑洞的发明创造,并且还有我喜欢的恐龙元素。比如,通过时光机可以穿梭到任意一个恐龙时代去,这跟小朋友对恐龙的想象很契合,很容易让人获得很强的代入感。

我关于日本和恐龙的记忆,最早可以追溯到6岁在家里的电视上看日本特摄片《恐龙特急克赛号》。因为里面有救小恐龙或者救大恐龙的场景,以及照顾小恐龙的情节,还综合了一些古生物知识以及一些战斗技巧。此外,里面还有美丽的公主、外星人、时空战士等。这些内容我很喜欢,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

《恐龙特急克赛号》和再后来的电影《侏罗纪公园》构成了我和很多80后的童年恐龙回忆。

澎湃新闻:您是从《恐龙特急克赛号》开始对恐龙产生兴趣并且一直追寻着恐龙足迹的吗?

邢立达:可以这么说吧。我生长的城市广东潮州非常小,没有大城市那么多教育资源。当时电视和书籍成为我了解恐龙的唯二载体。

看过《恐龙特急克赛号》之后,我去我们当地书店把所有跟恐龙或者跟化石有关的书都买了,总共也就六七本吧。其中有一本漫画我非常喜欢,具体名字我现在不记得了。但我记得里面讲到,一个日本小朋友不经意之间发现了一只非常完整的蛇颈龙化石——日本蛇颈龙目的铃木双叶龙特别有名。这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,当时我看完漫画之后还让我爸爸带我去了附近采石头的矿场。我在采石场到处翻,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一个恐龙化石。

那时我只知道潮州野外山地很多,却没有地质学概念,不知道潮州其实并没有恐龙时代的地层。

澎湃新闻:您是从看《恐龙特急克赛号》开始知道日本和了解日本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度吗?您最初对日本有哪些认识或印象?

邢立达:我生长于教师家庭,很早就会认字了,看的书也比较多,应该是在幼儿园时就知道日本了。我小时候就对地理非常感兴趣,小学时玩过有关“大航海时代”的游戏,就是开着船在地球上转,去不同的国家。当时对世界上主流国家,尤其是对亚洲、欧洲的国家比较了解。

另外,当时有很多爱国主义教育,有些老师会讲到中国近代史。像跟中国近代史关联比较密切的俄罗斯、法国、英国、日本等国家,我都比较熟悉。

邢立达

与日本恐龙研究者结缘始于年少时自建的“中国恐龙网”

澎湃新闻:您第一次去日本是什么时候?当时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人或者事?

邢立达:第一次去日本应该是在我参加工作后不久。我们潮州人经常吃鱼、吃米饭,有时也去日料店吃日料,我感觉中日饮食文化比较相似,但又总感觉自己吃的日料跟电视里的日料不太一样,所以对日本有比较强烈的好奇心。加之日本的恐龙文化传播做得非常好,当时我也想去日本看一些恐龙博物馆,想看看日本人是怎么去运作恐龙博物馆的,所以就去了。

我在日本问路时,包括去一些博物馆时,体验都非常好。像日本的福井县立恐龙博物馆、东京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等,有很细致的讲解词,各种细节都做得很好,带给我的体验也都非常不错。

后来跟一些日本的同行建立合作关系之后,我去日本做学术交流的次数就更多了。

澎湃新闻:您第一次和日本的学界同行建立联系是在什么时候?是因一些什么机缘?

邢立达:密切联系在2010年就开始了。那时我在加拿大读古生物学的硕士,我的同门就来自日本。可能是都来自亚洲的缘故,他对我特别照顾。而且我跟他很有缘,我高中时建过一个叫“中国恐龙网”的网站,其中有一个海外版块,里面的网友可以留自己的联系方式,大家可以互相交流。那时他就在我的网站活动,网页上还有他的照片。所以,当我在加拿大第一次见到他时,我感觉很眼熟。一聊天发现果然就是他。

他是特别喜欢恐龙,并且很传奇,中学时就一个人到加拿大学习了,住在导师家。他的学问也做得非常好,我的很多恐龙知识是他教给我的,对我帮助非常大。毕业工作之后,我们仍一直保持着联系,他可能是我最熟悉的日本人了。

澎湃新闻:您最近一次跟日本的朋友或学者交流是什么时候?近期交流的关注点是什么?

邢立达:我现在跟刚提到的日本同门仍保持密切联系。我们主要是在合作研究一些中国新发现的恐龙化石,会讨论一些与形态学、分类学有关的话题。

另外一个密切联系的人是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副馆长真锅真老师。我们正在聊一些科普上的合作。

之前有一次国际会议在中国召开,真锅真老师也来到了中国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,我见到他时非常热情、非常激动,甚至把他吓了一跳。

我激动是因为,此前在一些从国外翻译过来的科普书上,包括我自己在写科普书籍过程中参考的同行作品中,都会经常看到他的名字。我对他说,我是你来自中国的粉丝。他见到我也很高兴,因为他也看过我很多论文。

就这样,我们建立起了很好的联系。后来我还给他送过两个“野比氏石雷龙足迹”的复制品模型,他放在他们博物馆展示给大家看,分享背后的小故事。这些都是非常良好的互动,给我的感觉非常好。

我还跟日本北海道大学有一些合作。同时,我还带了一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,他是日本筑波大学的博士,在中国地质大学(北京)接受联合培养,我在指导他研究翼龙。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小伙子。

希望通过恐龙科普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往来

澎湃新闻:在对日本的了解,包括与日本友人的交流相处过程中,您发现中日文化之间有哪些异同?

邢立达:我第一次去日本时发现,日文中有很多汉字,就算你完全不懂日语,还是能大概看懂文意;或者实在不行,你写几个汉字,他们也能“连蒙带猜”猜到一部分。我觉得世界其他国家很难做到像中日这种程度的跨语言的文字交流。

另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是,日本朝日新闻的一位记者来中国做恐龙相关的采访时,去了我家乡潮州。听他说日语,我发现数字1到10中,潮州话与日语至少有一两个数字的发音一模一样。我想,古代两国交流的密切程度可能超过我的想象。

澎湃新闻:您认识的这些日本友人对中国有哪些了解?他们怎么看中国文化?

邢立达:大家都是基于互相尊重的原则在交流往来。我和日本同行更多是就共同关注的学术方向、兴趣爱好在进行一些讨论。

澎湃新闻:您觉得中日之间的、包括民间的交流往来对促进两国友好往来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?

邢立达:有更多的良性的互动自然是好事。在古生物学领域,中日关系比较融洽。在恐龙足迹研究方面,日本恐龙足迹学者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。我前不久在写一篇有关辽宁的恐龙足迹的论文时,曾向日本同行寻求帮助,他们的回应非常快。

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恐龙,日本的小朋友也是。其实日本恐龙化石不太多,但可能因为他们有很多小朋友都有怪兽或者恐龙情结,所以催生了一个很大的恐龙产业。我个人特别希望去细致了解他们怎么去应对大量的恐龙爱好者,怎么去做好科普工作以及带来更大的社会经济收益。

过去,日本有关恐龙的书籍里介绍的主要是欧美的一些恐龙,对中国恐龙介绍不是很多。事实上,中国的恐龙(化石)很多,中国的山东、四川、东北可以看到一些真正的国宝级的或者重要的恐龙化石。我觉得恐龙可以作为加强沟通交流的一个非常好的桥梁、载体。我希望与日本同行一起做些科普工作来促进双方的学科交流、青少年儿童交流。

澎湃新闻:根据您的了解,中日两国间是否还存在某些误解?您认为应该如何加深相互了解,提升两国人民友好关系?

邢立达:很多日本的小朋友来中国旅游之后告诉我,中国跟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他们会特别感慨上海或者北京的繁荣的程度。日本的京都、大阪等城市节奏相对没那么快,他们觉得中国的城市非常有活力。这些跟他们以前了解到的中国不太一样。

所以我觉得,不管是中日,还是其他任何国家也好,加强交流都是消除误解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。

我经常跟日本同行说,恐龙是没有国界的,在恐龙时代中日所在地球板块应该是靠在一起的,所以现在日本发现的很多化石,跟中国本土的化石亲缘关系非常近。他们听了也都会笑,因为事实上确实如此。

我觉得可以用恐龙之间的无距离去拉近中日之间的距离。我也相信有一些积极方向的潜移默化,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。

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非常聪明、非常开放,这种开放使他们更容易去接纳更多的角度、更多的观点、更多的知识。我想,随着年轻人逐渐成长,中日两国会变得更加的融洽,因为大家是近邻,有很多共同的话题。我对未来两国发展抱着美好期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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